隐名股东的身份认定依据

发布时间:2016-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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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未记载于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档案的投资者。公司法及现行司法解释中对隐名股东的认定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当股东和投资者之间发生股权确认纠纷时,人民法院通常将通过审查争议的当事人各方是否签署过有关股权实际持有者及比例的书面文件、当事人是否向公司实际出资、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或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事实,来确定隐名股东的身份。

【案情】

1999年6月,达成公司在陕西省西安市工商局注册成立。经营过程中,公司的股权结构和注册资本发生变化。2000年3月26日,达成公司向西安市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增加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股东为胡耀辉、王荧和朱强三人。2000年10月18日,朱强与达成公司签订《清算事项说明》,将其对达成公司的股权及所有事项全部清结完毕。2001年4月25日,胡耀辉与王荧签订《出资协议书》,确认达成公司股东为胡耀辉、王荧二人,分别占公司75%、25%的股权,但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2000年4月11日至2001年5月31日,王志峰安排锐达公司等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王志峰)以项目借款和项目前期费的名义,共向达成公司的市体育场“综合训练办公楼”项目建设转款1200万元(其中锐达公司转款300万元)。

    2004年2月18日,达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胡耀辉将297.5万元的股权转让给王志峰(王志峰的股权最初隐名于胡耀辉所持的75%股权中,此次股东大会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将其显名),确认达成公司的股东为胡耀辉、王志峰和王荧,持股比例分别为:40%、35%、25%,并变更了公司《股东名录》。2004年3月1日,达成公司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决议:一、同意将原公司法人胡耀辉变更为王志峰;二、同意吸纳新股东王志峰,达成公司章程相应作了修正。2004年3月5日,达成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后因申请变更登记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问题,被西安市工商局撤销。从2004年3月起,王志峰担任达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主持公司的日常工作直到2005年5月。后因股权问题发生纠纷,锐达公司、王志峰诉至法院。王志峰请求确认其为达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35%的股权。锐达公司则以本案所涉1200万元系其向达成公司的投资,达成公司胡耀辉、王荧未实际投资为由,请求确认其为胡耀辉和王荧所持股权的隐名股东,持有达成公司65%的股权。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达成公司2004年2月18日、3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系达成公司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上述决议确认了王志峰的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达成公司《股东名录》对此也作了记载,故王志峰的股东身份依法应予确认。至于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确认王志峰系达成公司的股东,并享有达成公司35%的股权;二、驳回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锐达公司、王荧不服,提起上诉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锐达公司请求撤销原审关于驳回其诉讼请求的判决,确认达成公司其余65%股份应归锐达公司持有。王荧则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王志峰系达成公司股东的判决。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达成公司2004年2月18日股东会、2004年3月1日第三次股东会的决议中,对王志峰的股东身份、持股比例已经确认,且已办理了股东名册变更等公司内部登记手续,王志峰也实际参与了达成公司的经营管理,其股东身份依法应予确认。关于锐达公司的股东身份问题。因锐达公司在诉讼中未能证明其实际向达成公司投资,与胡耀辉、王荧间存在隐名协议或隐名关系,达成公司其他股东已认可其实际股东身份等事实问题,故锐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该规定中可以理解,工商登记并非确定公司股东资格的唯一依据,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隐名股东(或隐名投资者)现象而引发的股权确认纠纷,人民法院基本以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本思路,以通过审查实质特征来认定隐名股东的资格。具体而言,在此类诉讼案中,人民法院将重点审查公司股东(投资者)之间是否曾经共同签署过有关股权确认的文件,如股东会决议、持股协议等,以及公司是否向隐名股东签发过股权确认性质的证明。而隐名股东向公司实际缴付出资、曾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等也是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证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若隐名股东是外国人身份,上述原则则未必适用。不少外商因受投资金额、审批手续所限,会找熟悉的国内公民代为申领企业营业执照,若外商与持牌人一旦产生争议,因该行为违反了我国的外资投资法律规定,因而所引发的问题将甚为复杂。最高人民法院于二00五年十二月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到“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及其股权份额应当根据有关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名称及股权份额确定。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其在该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地位和股权份额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解决;该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坚持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在受理后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记载的股东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其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之间的协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向其支付约定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对此,外商在选择通过“持牌人”在国内投资设厂时,应对其中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

(案件来源: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评析:广东沃金律师事务所  邹育兵 合伙人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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